开国中将陶勇一直是被网友盛传的粟裕将军嫡系，最能打的三虎将之一。陶勇的故事也比较曲折传奇，最初是红四方面军参加革命，经过多次战争做到团长职务，后经历西路军折戟被俘，几经周折才回到延安，然后在延安政大学习，后派到新四军工作，被分配到二支队张鼎丞手下当参谋长。由于新四军打仗的作风和当初在红四方面军不同，接受的作战理念有些差异，加上生存环境不一样，内部人员不熟，陶勇一度有想离开新四军的打算，还是陈老总找他谈话挽留住这位猛将，后来也是陈老总帮他改了名字叫陶勇，陶勇听到这一个名字觉得不错，欣然接受，然后在新四军扎根。39年10月份成立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后成立江南指挥部，陶勇就调到陈毅麾下任副团长。

　　后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苏皖支队被编为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历经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后又随粟裕南下成立苏浙军区，任纵队司令，参加了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抗战胜利以后又编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粟裕兼任师长，陶勇任副师长，参加了苏中战役，成立华东野战军后任四纵司令员参加了解放战争的一系列战役。从个人经历来看从抗大分配到新四军没有陈老总谈话挽留，就可能离开新四军，并在陈老总帐下打了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等发挥出色，从历史沿革看，都是陈老总麾下将领，解放战争期间陶勇有一段时间在粟裕手下参与一些战役，从时间轴线人物归属，人生轨迹不能离开陈毅，都是在陈毅领导下的。再看看金冶和王彦写的陶勇传略文章：

　　陶勇， 安 徽霍邱人， 中国人民高级将领。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 。抗 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苏皖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纵队司令员、 第一师第三旅旅长、 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历 任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军长。建国后 ，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员， 参 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 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九兵团代司令员兼政委。 回国后 ，任中国人民东海舰 队司令员、 副司令员、 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陶勇，原 名张道庸，1912年 1月生于安徽省霍邱县的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本份的庄稼人。 张道庸从小靠 给地主放牛过活。 1929年 ，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风暴中，他毅然甩掉牛鞭，在河南商城参加 了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开始了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同年 ，加入中国青年团，1931年转 入中国。 1930年冬到1932年 ，他连续 4次参加鄂豫皖苏区 的反 “围剿” 作 战，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从普通一兵慢慢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员， 先后担任了排长、连长、 营长、 团长等职。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指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 “围剿” 作战失利，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

　　张道庸随部队跨平汉，战枣阳，越秦岭，到达汉中平原。随后又冒着严寒，翻过大巴山，进入川北作战，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又撤离川陕，北上长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 年10月，红四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决定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西渡黄河的2万多红军，刚一进入黄尘弥漫、天寒地冻的西北，就与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部队，在河西走廊一带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初战胜利后，部队继续前进，到达永昌、山丹时，又被马步芳、马步青的主力所阻。12 月底部队到达临泽地区，分驻于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

　　1937年1月，敌人调集数万兵力向倪家营子发动连续猛攻，张道庸率部与敌艰苦鏖战。由于弹药极端缺乏，战士们几乎全凭血肉之躯与敌人搏斗。每当敌军蜂拥而上，张道庸就率领部队挥动大刀、木棍，以及一切可以作武器的物体冲入敌阵。数月来，西路军孤军奋战，没有补充，实力日渐削弱，被迫实行突围。在突围过程中，部队损失惨重。张道庸不幸被俘，被押送到甘肃凉州第二监狱。在狱中，张道庸坚贞不屈，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直到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张道庸等人才在党中央的帮助下，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春，党中央派遣张道庸等一批延安干部到皖南新四军工作。张道庸被分配在新四军第二支队任副参谋长。起初，他对新四军的情况不太了解，情绪不高。当时任第一支队司令的陈毅知道后，便找他谈话。

　　陈毅开门见山地问道：“为什么不想干新四军?你认为它没有前途吗?”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道庸同志，你别看新四军是由各地游击队组成的，不象正规军，可这些游击队都是在革命战火中经受艰苦磨练的革命中坚和骨干，他们在当地出生入死，发展壮大很有一套丰富的战斗经验。你是红军中一员勇将，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指挥员。现在日寇的铁蹄侵占了东三省，侵占了华北、华中，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以抗日为重，你说对吗?”一股暖流涌入张道庸心房，他郑重地点点头。临分手时，陈毅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不会放你走的，如果你思想还不通，我要找你谈第二次、第三次。”“行了，我不走了!”张道庸干脆地回答。“好嘛!在新四军里显出你张道庸的威风来哟!”陈毅高兴地说。从此，张道庸在新四军扎下了根，杀出了虎威，成为日后敌人闻之胆寒的传奇式人物。

　　1939年5月，张道庸被调到第二支队第四团任副团长，并率部进入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7月，在当涂朱门首次与日军交锋。这是一场攻打日军碉堡的战斗。张道庸率领第四团战士事先埋伏在碉堡周围。等到天黑后，张道庸命令一个小分队出击以引诱日军。出击部队零星放枪边打边退，终于将敌诱出。当日军明白自己误入埋伏圈时，手榴弹已在敌群中开了花。弹雨过后，张道庸手抡大刀，跃出战壕，率队杀出。日军狼奔豕突，新四军前后夹击，全歼日军。这一仗为新四军扬了威，从此张道庸率领第四团，在江、当、溧、高地区处处摆开杀敌战场，吓得日伪胆战心寒，当地百姓则拍手称快。

　　1939年11月，张道庸奉命率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主力北渡长江建立苏皖支队，开辟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抗日根据地。临走前，陈毅司令员建议张道庸改名，并爽快地说：“我已替你想了一个，是和道庸音韵相同的两个字——陶勇，乐陶陶的 “陶’,勇敢的‘勇’,怎么样?”“好!”粟裕赞道：“一个‘勇’字点出了他的作风；一个‘陶’字点出了他的乐观性格。”张道庸自己也很满意。从此，陶勇这一个名字象一道神奇的闪电，从江南飞向江北，成为一面鼓舞江北人民抗日的旗帜；又象一柄锋利的匕首，令日伪闻风丧胆。不足500人的苏皖支队，在取得月塘集、半塔集、郭村等战斗的胜利后，快速地发展壮大。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与苏皖支队会合。下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苏皖支队被编为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

　　7月29日，新四军开进黄桥。当地顽军头目韩德勤气急败坏，纠集其第八十九军主力和省属保安旅，共15000人，分三路向黄桥进犯，妄图把仅有7000多人的新四军部队歼灭于黄桥地区。形势极为严峻，陶勇奉命坚守黄桥，正面阻击敌人。10月4日，顽军在大炮掩护下，直扑黄桥。在陶勇带领下，纵队官兵勇猛出击，双方激战，险象环生，眼看第七团阵地难以坚守，陶勇立即脱掉外衣，打着赤膊，挥起战刀，亲率一个营杀向敌阵，士气大振，敌军纷纷溃退。粟裕在望远镜中看到冲上阵地的陶勇的身影，情不自禁地赞叹道：“陶勇，真好似一个拼命三郎啊!”午夜时分，东面又传来阵阵枪声，原来陈毅指挥第一、二纵队杀过来了。

　　陶勇听着枪声，盯着怀表，掌握着出击的最佳时机。早了，东边部队还没有赶到，顽军机动范围大，会趁机突围溜掉；迟了，配合兄弟部队又会显得无力，顽军也会提前逃窜。枪声愈来愈紧，出击的最佳时刻已到，陶勇一声喝令：“全体出击!”黑夜下，但见一道道人影像流矢般射去。战场上，手榴弹声、枪声、呐喊声，顿时响成一片，拥挤在公路上的顽军乱作一团。里边，敌我两军纠缠在一起，分割拼杀；外面，我军四面包围，向内压缩收拢。10月5日，新四军消灭了韩顽主力1.1 万余人。黄桥战役的胜利为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0年11月，陶勇奉命率领第三纵队向东发展，先后解放了南通、如东、海门、启东4县，开辟了苏北第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三纵队进驻如东县掘港后，陶勇奉陈毅指示，接管了顽固派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县委，并与各界人士达成了“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的协议，建立了苏北第四军分区游击指挥部，由战地考察团团长季方任指挥，陶勇和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保一旅旅长薛承宗任副指挥。可就在陶勇召集四分区各派政治力量共商抗日大计时，徐承德却耍花招不来。

　　陶勇怒从心起，他明白徐、薛两个实力派对抗日态度暧昧，对新四军阳奉阴违。然而，要立稳脚跟，就必须争取中间势力，非使实力派中立不可。想到此，他强压怒火，命令道：“再去请!”徐承德最后只好派出一个全权代表，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在会上，陶勇成功地利用了徐承德与保一旅的矛盾，使会议通过了《告苏北第四区民众书》。不久，通、如、海、启4县，全部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区、乡、村政权也进行了改组，农救会、妇救会、青抗会纷纷建立。顽固派决不甘心这种局面，再度制造摩擦。

　　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了，陶勇奉命率主力火速增援。徐承德等趁陶勇远离之际，猛攻掘港，新四军留守部队损失惨重。保一旅也蠢蠢欲动，想趁火打劫。刚结束曹甸战役的陶勇，还没有来得及扑掉身上的尘土，又接到陈毅“火速驰援掘港，讨伐徐承德”的急电。陶勇认为，要讨伐徐承德，首先必须稳住保一旅。他在迅速布置好作战计划后，就骑上摩托车，单枪匹马直奔保一旅驻地—马塘而去。保一旅代旅长詹长佑吓慌了手脚，他没有料到陶勇部队回师得这么快，更没想到陶勇竟敢置生命于不顾，直接闯入自己的驻地。陶勇面陈利害，晓以大义，终于说服詹长佑命令自己部队立即西靠，配合新四军攻打徐承德的老窝——石港。由于各路部队的奋勇冲杀和追击，徐承德被迫渡江南下。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大大地震撼了敌人。

　　1941年初，日伪军出动1万余人，对我苏北第四军分区进行疯狂的“清乡”,扬言要把新四军逼进黄海去。陈毅、粟裕于是果断地决定在长江口外黄海上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开辟海上抗日根据地，并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陶勇。此时，苏北指挥部所属3个纵队已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下辖3个旅，陶勇为第三旅旅长。陶勇领命后，抱着要把“旱鸭子”变成水上“蛟龙”的决心，带领部队进行严格的海上训练。后来，就凭这支海上部队，与日伪展开多次战斗，取得了一次次胜利。当时，从长江口到连云港一带海盗横行，他们常常登陆抢劫，为非作歹。

　　陶勇了解到这些海匪大多是为生活所迫的穷人，就决心把他们改造为人民的武装。擒贼先擒王，首先收编势力最强的孙二虎。陶勇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安排，终于俘获了孙二虎。孙二虎被俘后，料定自己必死无疑，谁知陶勇却以礼相待，耐心地对他进行教育，晓以利害。孙二虎被深深感动，他答应参加新四军并请陶勇到海上与其同伙谈判。只身深入匪窝，风险确实很大，陶勇却认为不入虎穴，难得虎子，决心单刀赴会。众多海匪都倾慕陶勇的气魄、胆略和见识，谈判十分顺利。不久，孙二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团独立营营长。但是，孙二虎一向散漫成性，忍受不了新四军严格纪律的约束，1942年趁陶勇在华中党校学习之际，投靠伪军当上伪军大队长。

　　陶勇得知后，气愤异常，可他思谋再三，认为这关系到已经收编的杂牌武装的巩固，关系到对一些零散海匪的争取，关系到能不能够实现党所规定的“背靠大海，坚持原地”的战略任务，就找来孙二虎的老婆和旧部去做孙二虎的思想工作，并亲笔写信讲道理，保证既往不咎，同时进行自我批评，说明自己不存在尽到责任。孙二虎感动得直流眼泪，1943年春再次投诚过来，从此一心一意跟着陶勇转战南北。

　　1943年春，日伪又对苏北第四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强化“清乡”,企图把新四军统统消灭。为达到这一目的，日军调动精锐小林师团，配合15000名伪军，用500多万根竹子和大量木材，在第四军分区3个半县扎起了一条长达300多里的封锁篱笆，每隔三、五里修一个碉堡，企图将第四军分区的抗日武装聚歼在篱笆圈内。陶勇决心不顾一切代价，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先是动员乡亲白天插晚上扒，和敌人磨洋工。可是小打小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来一次大的破击战。

　　1943年7月1日，在陶勇指挥下，各级武装分段警戒，动员数万群众，锯电杆，收电线，毁公路，拆篱笆。拿不走的堆在一起，放上火种，只听一声令下“烧”,火趁风势，风助火威，形成一条无比壮观的火龙。伪军目瞪口呆地望着火龙飞舞，却不敢迈出碉堡一步。一夜之间，敌伪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封锁篱笆化为灰烬。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反“清乡”斗争取得了胜利。1944年12月，陶勇率领第三旅随粟裕南下，开辟苏浙皖根据地。天寒地冻，风雪交加，部队昼夜行军20多天，渡过长江，穿越“清乡”区，于1945年1月进入浙江，与第十六旅胜利会师。1月13日，苏浙军区成立，第三旅被改编为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随后，陶勇率领第三纵队在天目山地区先后3次打败顽军的进攻。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拒绝向军队投降。陶勇奉命立即对日伪展开战略反攻，向江南敌占区进军。到年底，解放了宜兴县城及市镇24座，并攻克了高邮。抗战虽然胜利了，然而陶勇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他敏锐地预感到外战结束了，可能还会挑起内战，因而他不断到战士中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启发战士们的觉悟，向战士们发出保卫胜利果实，战斗到底的号召。果然，为独吞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在遭到解放区军民有力的反击后，1946年1月，被迫与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和平的烟幕是虚幻的，陶勇耳闻目睹的是军队正在磨刀霍霍，紧张备战，他明白全面内战的爆发已势不可免了。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祸事降临到陶勇夫妇头上——他们的二儿子在南征途中得了肺炎。

　　一个寒冷的夜晚，陶勇从外边开会回来，刚走近司令部，就听到屋内传出妻子朱岚悲切的哭声，他似乎预感到什么,飞快地闯进屋里，可怕的预感被证实了，他抱着儿子那发凉的躯体，脑在轰鸣，心在颤抖。陶勇亲自掩埋了儿子，并将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作为儿子的殉葬品。满怀悲痛的陶勇，于1946年3月7日率部进入盱眙地区。当时，盱眙地区正在闹灾荒，陶勇的丧子之痛顿时被盱眙人民的苦难所淹没，他号召全纵官兵动员起来，帮助群众生产自救战胜灾荒。当他得知妻子因丧子的打击神情恍惚、茶饭不思时，又赶忙抽空去看望妻子，并设法把大儿子带到妻子身边，弥补妻子身边的缺失。

　　由于在长江北岸陆续集结重兵，苏中形势日益紧张，陶勇又奉命挺进苏中。到苏中后，他仍不断给妻子写信，劝她节哀保重，用丈夫的温情来慰藉妻子受伤的心灵。由于陶勇无微不至的关怀，朱岚逐渐从极度悲伤中恢复过来。

　　1946年5月，陶勇部队被编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粟裕兼任师长，陶勇任副师长。7月，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7月13日，陶勇率领第一师经过120多里急行军，到达宣家堡与敌人展开决战，拉开了苏中战役的序幕。经过一场激战，15日，攻克宣家堡，首战告捷。宣家堡硝烟未散，陶勇又于7月17日奉命东进如(皋)南地区，进行连续作战。部队旋风般回归，使鬼头街一带之敌措手不及，我军大获全胜。敌人恼羞成怒，动用6个旅兵力合击重镇海安。

　　8月10日，陶勇接到命令：攻打李堡。李堡，位于敌长蛇阵东端，驻扎着军孤零零一个团，南北无靠。陶勇暗喜，这次战斗手到擒来，宜速战速决。当即率部赶到李堡外围。战斗还没打响，侦察员突报：“敌人又增加一个团!”陶勇暗吃一惊，原计划打一个团突然变成两个团，要小心行事。他亲临前沿探明实情，方知敌人正在换防——新七旅第十九团来接防，原第一〇五旅第三一四团移至杨家庄，还没有交接完毕。

　　交接之际，敌人疏于防范，各方面情况都比较混乱，正是奇袭的良机。机不可失!足智多谋的陶勇，周密安排，命令一部分兵力限制杨家庄之敌，集中主力攻李堡。战斗开始，敌人仓促应战，既摸不清工事位置，又无法向海安方面告急，糊里糊涂就做了刀下鬼。次日拂晓陶勇又指挥部队猛攻杨家庄。杨家庄之敌看到孤立无援，纷纷缴械投降。李堡之战，一箭双雕，前后20个小时，歼敌9000多人，活捉敌副旅长田从云。

　　8月21日，陶勇又接到粟裕命令：强攻丁堰。陶勇率部马不停蹄，直插西南，深入敌人后方，在敌人毫无觉察情况下，发起攻击。一夜激战，全歼丁堰之敌。我军打开敌人缺口，威胁如皋城。老奸巨滑的汤恩伯一面增兵如皋，一面命令第二十五师猛攻邵伯。华野指挥部为粉碎汤恩伯的进攻，一面命令邵伯地区部队坚守阵地，一面又派兵攻打倾巢出犯邵伯的敌第二十五师黄百韬部的后方要地——泰州。

　　8月23日，陶勇部队顾不上歇息，又展开了连续作战。由于我军各路部队顺利汇合，战场上形成了非常大的优势，很快取得了邵伯、如(皋)黄(桥)战斗的胜利。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给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陶勇在苏中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华中局势的变化发展，陶勇奉命撤出苏北、苏中，于1946 年12月26日率部北上山东作战。这时，军队集中了25个半旅的兵力，分4路向我苏北、鲁南地区发起全面进攻。陶勇率部于1947年元旦进至山东郯城以南，协同兄弟部队形成了对鲁南之敌的包围。

　　1月2日，我军发起全线出击。陶勇在战地指挥部，关注着战斗的进展，因为这毕竟是头一次与敌机械化部队——快速纵队较量，这个纵队内有一个坦克营，连美国人也对他们刮目相看。

　　1月4日，细雨蒙蒙，道路泥泞，机械化部队行动困难。陶勇当即抓住战机，向快速纵队发起进攻，一下子切断了敌步兵与坦克的联系。突然，在一条狭长的路口，几辆坦克气势汹汹地压过来了。冲在前面的几十个战士措手不及，掉头往回跑。恰在这时，陶勇出现在路口，往路边的石墩上一坐，大叫一声：“有我在这，谁敢往后跑!”战士们一愣，返身又冲向敌坦克，司令部的参谋和警卫人员刷地一下围成一道人墙，把陶勇保护起来。他怒吼道：“闪开，你们挡住了我的视线，我还怎么指挥战斗?”士气高昂的战士扔手榴弹，坦克纹丝不动，干脆爬到坦克顶上掀开盖子往里扔。谁知炮塔突然旋转起来，又把战士摔了下来。

　　战士们愈战愈勇，敌人也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开着坦克直向阵地冲来。陶勇灵机一动——用火烧。命令部队找来干柴，在阵地上燃起一道道火的屏障。战场上火焰滚滚，敌坦克左冲右突，有的被逼到路旁沼泽地，陷入泥泞之中，纷纷举出白旗。被俘的敌坦克兵懊丧地说：“我们在印缅战场上作战3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人对我们也很看得起，想不到今天会败得这样惨。”“这叫一物降一物，雷公打豆腐!”陶勇风趣地对战士们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一定会有自己的战车大队。”

　　1月20日，陶勇部队又全歼了枣庄守敌。1月底，华中、山东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

　　2月7日，第一师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并向莱芜进发。

　　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陶勇首先率第四纵队歼灭莱芜以南颜庄之敌，继而协同第一纵队会攻莱芜。经过66个小时激战，歼敌56000多人。取胜之快，歼敌之多，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前所未有的。蒋介石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陶勇部队又参加了著名的围歼蒋军精锐部队第七十四师的孟良菌战役。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蒋军嫡系“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

　　5月13日，我军发起了对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围歼战。第四纵队担任正面攻击。在“活捉张灵甫，为人民立大功”的战斗口号鼓舞下，全体官兵忍饥耐渴，猛打猛冲。至16日，第七十四师被全部歼灭。此役共歼军32000人，仅第四纵队就歼敌7900多人。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仍贼心不死，采取了“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相互靠近，密切平推”的战术，对付我军的各个击破。据此，我军采取分路出击其后方的战术，决定以陶勇率第四纵队、叶飞率第一纵队向鲁南出击，我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于全纵队官兵团结一致，英勇奋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鲁南地区捷报频传，蒋介石亲自挂帅对山东地区的“重点进攻”完全失败了。

　　9月26日，陶勇率部越过陇海铁路南下，挺进豫皖苏地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垮了军队的一次次进攻。1948 年1月，部队休整，进行大规模的整军运动。经过整训后的陶勇部队更是如虎添翼，6月15日参加了豫东战役。

　　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向北转移。这时，胡琏的整编第十一师和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师乘机追上来。当时，大部队已经走了，可还有一部分伤员没有撤完。这下可把大家急坏了，谁都知道，伤员如果撤不完，肯定要落入敌手。陶勇本来是跟部队走的，听到这个情况，折了回来，立即下达命令，把干部的乘马全部集中起来，让给伤员骑。为了把每一个负伤的同志都转移走，他又亲自到每一条战壕，角角落落都走了一遍。敌人慢慢的接近了，担任掩护的侦察营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枪声密集。伤员们流着泪劝陶司令先走，他却说：“没有大家，要我这光杆司令干什么!咱们是的队伍，在战场上不能丢下一个伤员!”他亲自带领侦察营断后掩护，终于把所有的伤员都安全转移了。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了。在战役的第一阶段，陶勇率部参加了围歼军第七兵团的战斗，22日全歼第七兵团，击毙兵团司令黄百韬。第二阶段，陶勇受命担任阻击徐州南下之敌，保障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完成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最后又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总攻。淮海战役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以陶勇为司令的第四纵队共歼敌72000余人，缴获枪炮20000余件，活捉杜聿明，部队从23000人增加到43000人。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陶勇部队立即开赴山东峄县整训，从思想、组织、军事、物资等方面为渡江战役作准备。

　　1949 年2月，陶勇部队被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陶勇任军长。不久，部队开赴长江下游北岸，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长江是我军南下的一大障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的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上海至江西湖口的地段上，其重点放在南京至上海段，直接担任江防的就有54个师，并在长江下游集结舰艇89艘，在上海、南京等地配置飞机250架，组成所谓陆海空的“立体防线”。我军以木帆渔船作横渡工具，去对付敌人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立体防御，而且时间又很短，任务十分艰巨。

　　陶勇决心把每件事情都落到实处，他天天带着参谋人员跑个不停，与地方支前机构联系，下连队抓训练，到江边测方向，看水情。在他的指挥下，第二十三军的渡江战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就在即将开始渡江作战之际，英国远东舰队派出多艘军舰配合舰队游弋于长江下游，妄图阻止我军渡江。

　　4月20日中午，第二十三军榴弹炮团马团长报告：在我军渡江正面的七圩港停泊两艘英舰，请示是否可炮击将它撵走。陶勇说：“这是涉外事件，暂不开炮，急报粟司令。”然而，正在等待上级答复时，忽然传来一阵闷雷般的轰鸣声，随即下面报告英舰已向我开炮，击中第二O 二团指挥所，指挥机关伤亡10余人，团长邓若波壮烈牺牲。全体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陶勇更是气得眼睛直冒火星，他骂道：“中国人可不好欺侮了，帝国主义称王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打!给我狠狠地打!”我军还击的炮火震天动地，两艘英舰陷入火网之中，只得挂起白旗，狼狈逃窜。当晚，我军百万雄师开始了震惊世界的渡江战役，很快就突破了精心部署的长江防线日，解放杭州，陶勇被任命为杭州警备司令。杭州是历史名城。入城当天，陶勇就召集各师团干部会议，除布置警戒任务外，还要求人民接收政权，匪特，收容散兵，保护工厂、仓库、机场、码头、银行金库、广播电台、图书馆、名胜古迹，维持好社会治安，广泛宣传我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我军遵守了铁的纪律，进入杭州城后，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但是，一向爱争打头阵的陶勇，在“天堂”里是坐不住的。他三番五次请战，要求参加攻打上海的战斗。

　　5月20日，上级批准了陶勇的请战要求。24日，陶勇率部到达上海苏州河南岸。苏州河水深无船，堤岸很陡，桥上布满了铁丝网，桥头设有碉堡，岸边的沙袋工事密密麻麻地堆垒成线，坦克、装甲车在北岸来回巡逻。只能智取，不能强攻。陶勇一面命令部队严密监视敌人，一面通过电话和苏州河北岸的地下党取得联系，找到了易于突破防线的具体地点。一夜之间，我军渡过苏州河，把苏州河防线拦腰斩断。北岸守军顿时军心动摇，在一片混乱中向吴淞口逃窜，我军于27日拂晓攻占敌淞沪警备司令部，大上海全部解放。